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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利维坦》

作者：托马斯·霍布斯

译者：黎思复 黎廷弼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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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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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自然法学派代表人员，出生于英国威尔特省一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大陆。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指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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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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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以凶猛海兽“利维坦”喻指君主政体的国家。《利维坦》使政治哲学得到了全新的逻辑严密的系统发挥，是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系统地阐述了国家起源、社会契约论以及人性观等核心思想。

第一部分：论人类。霍布斯在本编中的阐述为后续三编的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人作为个体，其生命是一种机械运动，个人与其他个体、国家、社会以及宗教的纠葛皆发自人性。因此，他开篇即以人性为切入点，探讨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概念从人的感觉、想象、语言、智慧、理性、品行等一直扩展到外在的宗教、环境，将个体内在和社会外延不断扩大并展开论述，为他后续提出的国家理论奠定基础。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要保全自己，避免死亡。从这一目的出发，他提出了“自然状态”假设和自然法理论。他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且自由的，但由于人性的自私、竞争和恐惧，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战争状态”，即“人对人像狼一样”的状态。在人人相互为战、无时不处于恐惧和死亡威胁的自然状态下，人必然尽其全力寻找一种可以保全自身的方法，也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力。霍布斯指出，人类天生具有三种导致争斗的主要原因：竞争、猜疑和荣誉。这种状态下，人们无法实现自我保存和幸福，因此需要通过理性发现“自然法”，即寻求和平与合作的普遍法则。霍布斯的人性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个体自由与集体秩序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无序源于人性的自私和恐惧，而自然法则是理性的产物，旨在通过约束个体的自然权利来实现和平。霍布斯强调，自我保存是人的第一自然法则，而幸福则是欲望的满足。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第二部分：论国家。霍布斯在本编中提出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这是整部书的核心所在，也是论述最为着力的部分。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为了摆脱自然状态的混乱，人类追求自我保全、摆脱自然状态的欲望推动人类根据理性、通过契约让渡自身的权利给一个集体或一个人来保护自身，从而出现了国家一个“人造的利维坦”，其灵魂是主权，关节是法律，理性是正义，国家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的安全。以此作为基础，霍布斯提出了自己的主权学说，论证了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主权是绝对且不可分割的，并指出君主政体是最为优秀的政体形式。同时，霍布斯还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理论(尤其是刑法领域)、自由理论、臣民和主权者权利义务体系，构建了一种融国家一主权者一臣民三者权利义务于一体的国家理论体系。在自然状态下、在理性指引下，人们相互间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利，将之交付给一个人或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从而组成国家。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强调了国家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他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契约建立的公共权力，其目的是维护和平与安全。这种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理论，为现代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霍布斯指出，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臣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因为主权者的权力来源于契约，而不是个人的授权。

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霍布斯在本编中讨论了在当时最困难且最危险的问题:教权和世俗政权究竟谁凌驾于谁之上。他讨论了三教的起源、《圣经》的历史沿革，通过对《圣经》原文的分析和论证，指出教会为了一已之私对《圣经》断章取义，愚弄世人，教会的权力基础和对《圣经》的解读是极其荒谬的。他结合自己的主权理论，抨击了教皇对世俗政权的干涉，对教皇权力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从根本上否认了教皇所享有的世俗权力，为世俗权力解开了枷锁。通过论证，霍布斯提出，教权必须服从世俗政权，教会只不过是世俗政权的一种辅助机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教会的“君权神授”国家理论体系。霍布斯的宗教观体现了他对世俗权力的重视。他认为，宗教不应成为分裂社会的力量，而应服务于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这一观点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对宗教权威的批判。霍布斯强调，宗教的解释权应归于国家，而不是教会，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确保宗教的统一和社会的和平。

第四部分：论黑暗王国。主要揭露罗马教会的腐败堕落，以及教皇侵犯世俗权力的诸多行径，提出了政教合一、教权服从王权的主张。霍布斯清楚地知道，如果无法将教权的基础击碎，那么他整部书的核心——国家理论将无从立足，其理论将无异于建造在流沙之上的官股。因此，在本编中，他将矛头集中转向了罗马教会。从内容上讲，这是第三编的延续和巩固，目的是彻底击碎教会权力的神学基础，从而真正为世俗主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论点提供现实基础。他系统分析了异端邪说产生的原因，即对《圣经》的曲解、外却人的魔鬼学说以及空洞的哲学和荒诞的传说。以此为基础，他将罗马教廷的虚伪和贪婪面目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尽力地斥责了教皇和教士们腐化堕落的本性。霍布斯批判抨击宗教和哲学中的错误观念，尤其是那些导致社会混乱的思想。他认为，这些错误观念构成了“黑暗王国”，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而通过对“黑暗王国”的批判，霍布斯强调了理性与秩序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才能消除迷信和错误观念，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霍布斯指出，黑暗王国的存在是因为人们被错误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所迷惑，这些观念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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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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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关于国家理论的经典著作，其核心思想围绕“主权者”的绝对权威与国家的必要性展开。而中国的纪检监察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维护党的纪律、监督权力运行、防治腐败。两者存在一定的有机联系。

一、国家权威的绝对性与集中统一领导的逻辑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只能通过建立“利维坦”（即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终结。主权者（国家）通过社会契约获得绝对权威，其权力不可分割、不可让渡，否则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这种对绝对权威的强调，与中国共产党在纪检监察建设中坚持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存在一定的逻辑呼应：第一是保证权威的集中化，霍布斯的主权者必须垄断暴力与法律制定权，而纪检监察体制强调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部署，确保权力行使的集中性和纪律性，第二是社会秩序与人民安全的根本优先地位，霍布斯将安全与秩序视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纪委监委通过打击腐败、整饬党风，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同样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秩序目标。

二、权力监督的必要性：绝对权力与自我约束的辩证

霍布斯的主权者虽拥有绝对权力，但其理论隐含一个矛盾：若主权者滥用权力导致民不聊生，则可能引发反抗。因此，主权者虽不受法律约束，却需通过“理性”（自然法）自我节制，以维持统治合法性。这一逻辑与纪检监察制度对权力监督的设计存在相似性：第一是内部监督机制设置的必要性：霍布斯的主权者需通过自我约束避免极端压迫，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纪检监察体系实现“自我革命”，强调党对自身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异化，第二是权力要维护法律，以法律为底线，霍布斯的主权者需保障人民基本安全以换取服从，纪检监察通过反腐败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确保“权为民所用”。

三、社会契约与人民监督的间接关联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人民通过让渡权利形成主权者，但并未赋予人民直接监督主权者的权利。相比之下，中国纪检监察制度更加强调“群众路线”，鼓励多方监督，人民可以通过举报、信访等渠道参与监督。二者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政治传统，但始终存在联系：第一是契约的隐含义务，霍布斯的主权者若无法履行保护人民的职责，则契约失效。纪检监察通过反腐保障公共利益，则是为履行“契约”义务的具体实践。第二是代理与问责，现代纪检监察体系中的问责机制，可视为对“主权者代理”（公职人员）的约束，防止其背离人民授权的初衷。

四、法治与规则治理的共通性

霍布斯虽主张主权者高于法律，但仍强调法律作为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必须明确、统一执行。纪检监察的法治化进程，例如《监察法》的制定与修改、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与之有部分契合：首先是规则化治理，霍布斯认为法律是主权者命令，而纪检监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规则规范权力运行，避免人治随意性。其次是威慑功能，霍布斯强调法律通过恐惧维持秩序，纪检监察在潜在中对于公权力的运行和公职人员的震慑作用与之类似，但更注重教育预防与惩治结合。

但是霍布斯的理论与中国纪检监察实践始终存在本质差异，需注意其历史与意识形态背景：首先是权力来源不同，霍布斯的主权者权威源于虚构的社会契约，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源于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其次是监督逻辑差异，霍布斯排斥对主权者的外部制约，纪检监察则通过党内民主与人民监督形成多维监督网络。霍布斯的国家思想为理解现代权力监督提供了哲学参照，但其绝对主义色彩需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批判性扬弃。纪检监察制度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现代治理经验，形成了一种超越霍布斯式“利维坦”的监督模式：既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又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自我监督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行。这种“集中+监督”的辩证统一，可视为对霍布斯难题——“绝对权力如何避免腐败”的一种中国式解答。

作者：孙彬，湘潭大学法学学部2022级纪检监察方向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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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 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